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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4年6月以来，国际原油基准价布伦特油价从115美元／桶的高位上下跌，到2015年1月7日跌破50美元，降幅50%多，达到了自2009年以来的最低点。当前，欧佩克经过两轮协调会，迄今未做出减产决定，近期油价下跌步伐恐难停止。这一事态反映了近年来国际能源形势的新变化，也折射出中国外部能源环境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应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妥善应对。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提速，地缘政治深刻调整，全球能源供需总体平衡，国际油气供应有向“买方市场”转变的迹象，价格下行压力增大。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中国能源安全的外部环境趋向相对宽松。

　　随着油气勘探开发技术的进步、非传统能源来源的增加及能效提高，全球能源形势得到改善。据英国石油公司（BP）统计，2013年，全球石油、天然气、煤炭产量分别增长0.6%、1.1%和0.8%，[1] 储采比稳中有升，油气供应相对充裕，人们对传统化石能源枯竭的忧虑降低。预计从2012—2035年，世界一次能源产量年均增长率将保持在1.5%，与消费增长持平。[2] 与此同时，以中东能源知识、北美、俄罗斯、中亚为主的四大能源供应板块更加清晰。其中，中东的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储量分别占据世界的47.9%和43.3%，石油和液化天然气（LNG）出口分别占世界总出口的34.9%、41.3%，保持了全球最重要的能源供应中心地位。受益于页岩气开发技术突破和政策鼓励，美国非常规能源的发展游刃有余，极大释放了油气生产和出口潜力，并带动北美成为全球第二大能源生产区域。俄罗斯和中亚板块仍是世界最大的能源盈余地区。俄2013年天然气增产125亿立方米，实现了世界最大的增产量，并仍是最大的化石燃料出口国。此外，非洲、拉美等新兴资源国的吸引力增强，只不过囿于经济发展状况、基础设施不足、资金和技术服务缺口等因素，其资源开发和炼厂产能的提高尚需一个过程。

　　全球一次能源消费增长加速，增长率从2012年的1.8%增至2013年的2.3%，略低于近十年的平均水平2.5%。新兴经济体一次能源消费增长3.1%，成为稳定的能源需求增长源。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非经合组织国家吸纳了世界石油出口的49.4%，其石油消费量占世界的50.6%。亚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成为73.2%的LNG出口目的地，其水电增量也占到世界水电增量的78%。事实上，仅中国一国的能源需求就在2007年超过欧盟国家，2010年超过美国，2014年则有望超过整个北美。[3] 相比而言，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能源消费增长率为1.2%，以美国（2.9%）最为强劲，但欧盟、日本分别出现了-0.3%和-0.6%的增长，西班牙降幅最大，为-5%。能源消费重心“东移”，主要有两方面的动因。一是西半球能源自给程度上升和欧美油气进口触顶，特别是发达国家得益于能效提高而出现石油消费下降，这为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增长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促使传统供应方更加积极地对接东方，尤以中东为甚。二是亚洲经济增长势头强劲，需要持续增加的能源消费作为支撑，其庞大的能源市场容量成为各大能源产区激烈角逐的对象。俄罗斯、美国等传统和新兴的油气生产国均日益将亚洲视为能源出口目的地。

　　页岩气、页岩油和海上石油等非常规油气产量的攀升，为全球油气供给端注入了强心剂。在可预见的未来，能源结构仍将以化石能源为主。具体看，尽管石油占全球能源消费的比重已连续14年出现下降，但实现了1.4%的增长，仍是世界主导能源。煤炭作为全球最便宜的电力来源，深受新兴经济体青睐，成为增长最快的化石燃料，并出现供过于求的趋势。天然气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地位继续上升。预计，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增长，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会从当前的86.7%缓慢下降至2035年的81%。

　　面对严峻的能源和环境问题，世界各国均把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作为保障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出路。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水电、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2013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发电中的比重从五年前的2.7%增至5.3%。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5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从2011年的13%提升到18%；届时，世界发电增量的二分之一将是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4] 然而，可再生能源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风电、光伏制造业产能过剩，以及因补贴政策调整导致的产业投资波动等问题。自2012年以来，全球新能源投资已经连续两年负增长。[5] 短期内，可再生能源消费无论就其存量还是增量而言，均难撼动传统化石能源在全球能源供应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

　　此轮油价的大幅回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世界经济增长放缓，欧洲和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低于预期，对石油需求不足。二是供求平衡出现变化。2013年以来，美国非常规石油以及加拿大油砂油弥补了此前由中东局势动荡引起的石油生产中断和供应缺口，再加上伊朗和利比亚等国逐步恢复出口，石油供应开始进入充裕时代。三是沙特、科威特等欧佩克国家拒绝削减产量，以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丧失份额。外界普遍猜测，沙特等国乐见低油价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原油产量的增长，以便将美国的新兴油气生产商挤出市场。此外，这一问题也涉及地缘政治利益，比如，美国政治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低油价是美国和沙特联手导演的“阴谋”，以打破俄罗斯、伊朗的财政平衡，迫其破产。[6]

　　短期内，原油和燃料价格下跌对能源进口国而言是个利好消息，有利于降低能源进口成本和工业成本。但它也会造成能源经营风险，威胁到北美、巴西等地正在掀起的产油热潮，并对资源国、产油国及出口国造成财政压力。从长远看，世界油气供应的多元化和能源需求的多样化趋势客观上有助于推动油价定位向市场理性回归。在国际金融市场和地缘政治等其他条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供需基本面不会支持油价大幅向上波动。

　　国际能源形势变化预示着，一个相对宽松的能源市场环境正在确立，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且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达到58.1%和31.6%，[7] 今后仍将面临能源需求压力大、供给制约多、消费结构转型缓慢、能源地缘政治关系复杂等诸多挑战。

　　亚洲能源资源相对贫乏，而能源需求保持旺盛，并且严重依赖地区外能源供应。这决定了亚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能源供应格局中的地位仍然较低。在中国周边，除了北部相邻的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是能源净出口国之外，其他邻国基本都是能源净进口国。例如日本、印度、韩国等均高度依赖中东的油气供应。他们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彼此竞争，不可避免地存在摩擦或冲突。中国在非洲和拉美等新兴资源地区的能源活动也面临大国竞争。由于地理邻近和传统纽带，非洲石油出口的43.4%、LNG出口的44.5%及管道天然气（PNG）出口的82%运往欧洲，中国所占份额不大。西半球能源秩序则很早就被美国所主导。印度、日本、俄罗斯、伊朗等则基于各自的能源、商业及政治利益而提升与拉美国家的能源合作。总的看，由于石油供应主要来自地区之外，这涉及油气供应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状况如何，是否愿意以合理的市场价格向中国出售油气，运输过境国是否提供安全保障，以及来自其他油气进口国的资源竞争等问题，必将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影响。

　　由于能源开发的环境和社会治理成本明显，世界各国均主动在能源、环境和气候领域向低碳路线靠拢。以美国为例，受益于页岩气开发以及天然气替代煤炭的作用，其能源结构得到优化，温室气体排放量显著下降，2012年时达到比2005年减排11.8%的水平。[8] 随着国内油气开采进入新一轮繁荣期，奥巴马政府将努力对由此造成的环境问题进行规范bb电子，并可能在国际气候谈判上转入主动地位。而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涨时期，不仅短期内难以改变高能耗的产业结构，且能源强度还会上升，再加上中国的能源结构特点是“富煤、缺油、少气”和水力资源丰富，这对温室气体减排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据BP统计，2013年，中国煤炭消费为19.33亿吨油当量，相当于世界煤炭消费量的50.3%bb电子。同年，全球碳排放的最大来源也是中国，占28%，对全球碳排放增量的贡献则为58%。[9] 中国在煤炭消费量及污染排放方面所占比重如此之高，使中国成为国际环保力量针对的一大目标，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承受的压力上升。

　　地缘政治因素引发的能源价格波动和供应安全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从能源来源地看，中国对中东依赖高，前十大石油进口来源国中有六个都位于中东，中东局势动荡使中国对中东能源价格和供应安全的承受力十分脆弱。例如，中国与伊朗的能源关系就受到美国对伊朗制裁措施的明显影响。从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看，自美国“重返”亚太以来，一些周边国家就加大了与中国竞争能源资源的力度，高调对中国领土和领海进行挑衅，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更为复杂。例如，东亚的中国、日本、韩国同为能源消费大国，本可作为一个整体在同供应方议价、维护能源运输安全方面形成合力，却彼此矛盾深重，致使合作遇阻。从能源运输通道看，中国石油进口通道过于单一，主要依赖海上，其中90%是外籍油轮运输，且80%的石油进口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相关海域安全形势会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产生较大影响。此外，国际舆论总体上对中国能源“走出去”不利。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与中国存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差异，其主流媒体常常炮制“中国能源”，蔑称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是搞“资源殖民主义”，质疑中国石油公司因“国家背景”而开展不公平竞争，并担心中国参加国际油气资源的上下游活动会“侵蚀”美欧传统势力范围。中国在维护能源利益的同时，还面临着维护国家政治利益的重任。

　　随着中国在国际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凸显，能源问题已被提高到中国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来对待。[10] 中国应当立足于国内基础，积极开展国际能源合作和能源外交，降低和应对因海外油气依赖而带来的风险，不断提高自身在国际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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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树立科学的能源安全观。必须立足国内，增强能源自主保障能力，做出合理的能源战略布局，明确科技创新方向，提供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有必要依靠技术进步，推进能源结构优化，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约束能源消费行为，确立节能优先的能源发展战略。同时，应认识到能源依存是不可回避的战略选择，重视国际能源市场对于满足能源需求、稳定能源供给的重要作用，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市场的开发和利用，“在开放格局中维护能源安全，掌握发展的主动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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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扩大国际能源合作。利用好国际能源供应的多板块格局，在市场占有上更加多元，避免对单一卖方形成过度依赖，增加中国在能源市场上的选择。对“走出去”战略进行升级，以贸易和投资并重，开拓上下游各环节合作项目，注重资产质量和运营能力的提升。重视维护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在已经实现的西北（中亚油气）、西南（中缅油气）、东北（中俄原油）和海上（来自中东、澳大利亚、拉美国家的船运油气）等四大能源进口通道布局基础上，考虑通过建立维护跨境管线安全的政府间机制、签署保障境外管线安全的国际协定等方式，塑造能源利益共同体。

　　第三，开展积极的能源外交。一是加强与能源大国的合作。美国、俄罗斯、沙特等既是石油资源大国，也是石油生产和消费大国，在世界石油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欧洲、日本、伊朗等也对全球能源市场影响较大。中国应加强与重点国家的合作，进行政策对话，建立信息交流机制，推动能源技术引进。二是运筹周边外交。应巩固和加强周边，重视挖掘就近供应渠道，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提出新的能源倡议，打造重点项目。三是维护海外投资利益。有必要通过国际法和国际经济专业领域内的法律机制创新，建立海外投资利益保护常态机制，探索油气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加强风险研究和预判。四是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包括推动形成区域性能源合作机制，变能源地缘政治为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合作关系。可联合主要能源消费国，推动形成亚洲油气进口国协调机制。也可联合中亚、西亚等主要油气生产国，建立区域油气交易平台。此外，能源企业是中国前沿外交的不可或缺的成员，应鼓励其不断提高素质，加强管理透明度，提高工作和服务质量，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和制度规范，建立环境和社会效益报告制度，改善企业形象。

　　[5] 吴旻硕：《能源转型呼唤大战略和好政策》，载《人民日报》，2014年8月5日，第23版。

　　[6] 《油价下跌，几家欢喜几家愁》，《参考消息》，2014年10月17日，第4版。

　　[7]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2013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概述及2014年展望》，载《国际石油经济》，2014年第1期，第35页。

　　[10] 《习：积极推动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上网时间：2014年6月20日）

　　[11] 《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家能源委员会首次会议》，（上网时间：2014年4月27日）